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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老兵访谈录(3) | 志愿军老兵那启明:空中激战,分秒之间决胜负

  那启明,1929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蓝旗乡蓝旗村。1951年2月,那启明调入空军某部第34团担任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那启明共击落三架敌机,也是该部入朝作战以来击落敌机第一人,共荣获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一枚。1953年国庆4周年阅兵式,那启明作为受阅部队成员驾机接受检阅。自1956年起,那启明历任空军战斗飞行学校参谋长、政委、空军第三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2019年,那启明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坐在礼宾车上。(受访者供图)

  野战机场离鸭绿江不到30公里。”回忆起自己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志愿军老战士那启明感慨颇多。

  91岁的那启明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但只要一谈到自己翱翔蓝天的日子,老人的语气就变得活泼而轻快,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不少。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那启明执行过无数次飞行任务,创造了击落三架敌机的优秀战绩。回顾当年惊险的空战经历,那老语气平淡从容:“空战和地面战可不一样,找准时机折到敌人后面,抓住空当开火,就把敌人的飞机打下来了,也就几秒的工夫。”

“这下能在天上跟敌人战斗了”

  1950年初,当时还在华北军区某部622团担任文化干事的那启明和战友们一同接到了上级关于挑选飞行员培养对象的通知。“当时大家那个兴奋呀,都说这下能在天上跟敌人战斗了。有的同志一高兴,还把手臂伸开,‘呼呼呼’地在屋里跑了两圈。”

  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那启明在1950年5月被调到位于哈尔滨的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学习驾驶轰炸机。自此,这位从来没接触过飞机的年轻战士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飞行生涯。

  和当时大多数解放军官兵一样,飞机对那启明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那启明曾在作战时见过不少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耀武扬威;说陌生,是因为飞机这种先进的作战装备对用惯了“小米加步枪”的官兵们而言,实在是又复杂又神秘。

  最开始,那启明学开的是轰炸机。“当时我们的训练课目很单一,就是起飞、降落和特技飞行。”那启明回忆说,“第一次上初级教练机学习飞行,在空中遇到气流,感觉真是天旋地转。”

  对于从未接触过飞机的战士们而言,飞行训练中的危险不容小觑,那启明对此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学员逐个练习特技飞行课目时,第二个上场训练的学员出现了失误。我排在第五个,当时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虽然如此,年轻的那启明却没有畏难情绪。“我们被选中训练当飞行员的同志们,训练时多多少少都会担心,担心的不是自己面临的危险,而是怕自己飞不好,拖累了集体、辜负了组织的重视。”

  克服了最初的困难,那启明在飞行训练中不断进步。应朝鲜战场急需战斗机飞行员的形势需要,那启明和同学们一起,根据空军党委要求被调到济南航校改学驾驶战斗机。三个月后,那启明顺利毕业,于1951年2月分配到空军某部第34团担任飞行员。

  “到34团之后,因为没有同级的教练机,我们一上来就飞米格-15战斗机。”对于战前紧锣密鼓的训练,老人记忆犹新。“战前训练的时候,我刚做过鼻部手术,鼻子上还有伤,团长问我‘敢不敢单飞’,我说敢。”

  凭借着一股不畏难、不服输的劲头,那启明在战前训练中表现出色。由于成绩优异、训练期间做到了“零事故”,那启明还荣获了二等功。

  “刚到航校学飞行时,我之前所在部队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通信员曾经写信给我,勉励我好好练技术,日后在抗美援朝时能在空中和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现在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老人笑着说。

“全师第一个打下飞机的人”

  作为所在部队第一位击落敌机的飞行员,那启明在驻地一下成了众人皆知的名人。对于那场让他“出名”的空战,老人记忆犹新。

  “那天我们从鸭绿江口飞到大同江,地面指挥传来消息,要我们注意搜索敌机。但是敌机在什么方向、高度多少,这些信息都没有。”然而没过多久,飞行到平壤上空时,眼尖的那启明立刻发现了两架翼尖带“小包”的美国F-84战斗机。

  “F-84最大的特点就是机翼尖端的副油箱,特别显眼。”那启明一边报告,一边带领僚机追击。

  “离敌机约有一公里,我就开了第一炮,但是离得太远,我就眼睁睁看着炮弹掉了下去。”第一次攻击未果,那启明拉近距离,又开一炮。这次,炮弹直接击中了一架敌机的左翼副油箱,随着一团火球升起,敌机顷刻间从半空中掉了下去。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立即逃窜飞走。

  初出茅庐的飞行员第一次与敌方的战斗机交战,不害怕吗?对于这个问题,那启明的回答十分干脆:“当时我们交战的原则叫做‘消灭敌人、保全自己’。以这个原则为出发点,大家在交战的时候都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机动、何时开火才能把敌机打下来,也就不去想怕不怕了。”

  回到位于丹东大孤山的驻地后,那启明的战绩很快就流传开来。“从部队宿舍,到驻地百姓,甚至是当地中学的学生都知道我打下来一架飞机。”那启明说。

  “有一天我和战友走在驻地附近的街上,碰到一位当地的中学老师,见面就祝贺我。”闲聊中那启明发现,这位老师居然是父亲以前的学生。“当时我想到部队不准家属随意前来探视的纪律,和他道别前还特意嘱咐他不要把我打下飞机的事情告诉我父亲。”结果,这位老师与那启明分别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就向那启明的父亲“走漏了消息”。

  “第二天,父亲就上部队来看我了。领导知道后,不但不责怪,反而跟我父亲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是全师第一个打下飞机的人’。”回想起这些时刻,那启明十分自豪。

跳伞后幸遇朝鲜老乡营救

  空战中,胜负往往在一瞬间决定。这也就意味着飞行员需要时刻为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做准备。朝鲜战场上,那启明就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1952年8月20日是我们34团第一次参加与美国空军的大机群作战。我们刚从清川江上空接到返航命令,敌机就从后边追上来了。”缠斗中,那启明的飞机被一发炮弹击中,座舱里顿时浓烟滚滚。

  “我立刻意识到肯定是飞机的燃油系统被击中了,不跳伞的话必死无疑。”那启明说。危急时刻,那启明果断跳伞求生。

  跳伞逃生对于飞行员而言,往往是一场豪赌。空中的天气情况难以捉摸,地面战场上的军情更是瞬息万变。如果跳伞的飞行员不慎落入敌占区或无人区,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但当时,那启明并没有想那么多。

  “跳伞后我落在了一个山沟里,走了大约一里地,就看到前面有个农家院。”农家院里住着一户朝鲜百姓,那启明连说带比划,总算让对方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令他倍感欣慰的是,虽然听不懂汉语,但热情的朝鲜百姓不仅帮他取回了挂在树上的降落伞,还留他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一位朝鲜妇女牵了一头牛来。前一天帮助过我的一位青年把降落伞绑在牛背上,领着我走了一上午,到了附近的镇上,把我托付给了一位朝鲜人民军少尉。下午空军指挥所派车来,把我接到了龟城。”在龟城休整一段时间后,那启明最终得以安全返回基地。

  “当时多亏了朝鲜老乡,我才能安全脱险。”对那启明而言,当年的经历无疑是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战士之间深厚情谊的最好体现。

缅怀血洒长空的僚机战友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那启明所在团20名飞行员击落敌机46架,仅有一人牺牲。这一名牺牲的战友让那启明铭记至今。

  “他叫刘忠胜,是江苏人,从我参加抗美援朝以来就一直担任我的僚机。”老人深情地回忆道。

  作为僚机,刘忠胜负责在那启明执行飞行任务时掩护其侧翼,也因此屡屡成为那启明与敌激战的第一见证者。1952年6月20日,那启明第一次击落敌机时,刘忠胜就在场。

  “当时我把敌人的飞机打下来,他就在无线电里喊‘打掉了!打掉了!’”老人至今忘不了当时好友的兴奋之情。

  一同出生入死的非凡经历在那启明和刘忠胜之间培养出了高度的信任,更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被迫跳伞那次,刘忠胜恰好因为有事没能和我一起出任务。回到指挥部后,他知道了我被美机击中的事情,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要是我在,敌人的飞机打不到你’。这就是长机和僚机之间形成的默契。”那启明说。

  回想起战友牺牲那天的情景,那启明的语气里满是遗憾。“1953年1月15日的那场大机群作战,我们中队还没爬升到预定高度就遇上四架敌机,展开了战斗。当时我看到刘忠胜的飞机被一架敌机咬住了尾巴。我向美机拦阻射击后,就和他分开了。”激烈的空战结束后,那启明和友机返回机场,但左等右等,却没有等来刘忠胜。之后他才了解到,刘忠胜已经在当天的战斗中牺牲了。

  “那天刚好是我生日,本来还想着能打下几架敌机庆祝庆祝,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人无比难过。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那启明与刘忠胜的儿子取得了联系。“那之后,每次到丹东,我都会去看他,一起回忆他父亲和我当年一起作战的日子,算是一种慰藉。”

  1953年国庆阅兵式,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那启明作为受阅部队的成员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66年后的2019年,作为“致敬”方阵的一员,那启明坐着礼宾车,再一次出现在了国庆阅兵的队伍里。“当年我是开着飞机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去年是坐着车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检阅,值得纪念!”

  从1950年第一次开飞机算起,那启明将自己的大半辈子奉献给了祖国的空军建设事业。现如今,年过九旬的那启明目睹我国空军的发展,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咱们国家现在有了航母,战斗机也有了歼-20,空军的发展真是太快了!”

  责任编辑:卿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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